当石油工业的亿万富翁TR Schmidt 在得克萨斯-墨西哥边境建造了一个发射器，并将硫磺发射到空气中给地球降温，他成功帮助了荷兰、威尼斯、马尔代夫等全球地势低洼地区免受国土淹没之灾，但却导致了印度旁遮普邦的干旱。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在南极洲，在一个叫做“未来部”的国际组织协调下，多个国家合作开展了一项地球工程项目，钻探冰川底部并将融水抽取上来，以减缓冰川底部滑动，同时推动风帆驱动集装箱船、个人运输飞艇等技术的发展。
上面两个场景分别来自2021年出版的科幻小说《Termination Shock》和2020年出版的科幻小说《The Ministry For The Future》。两位美国作家不约而同虚拟了大胆的地球工程行动以应对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
但在许多严肃科学家看来，科幻小说的构想并不遥远。美国一家初创公司Make Sunsets已经在墨西哥一地发射了气象气球，宣称要在平流层中释放反射硫粒子。
地球工程是颇具争议的议题。“尽管它可能是应对气候变化最糟糕的办法，但我们确实应该认真对待地球工程了。”哈佛大学教授彼得·弗鲁姆霍夫（Peter C. Frumhoff ）在界面新闻采访中说。从巴基斯坦的洪水到今冬加利福尼亚经历的极端天气，地球正在飞速超越《巴黎协定》制定的升温2摄氏度上限。认真对待地球工程，意味着认真对待去碳化，“并试图阻止我们最终可能不得不采取的冒险措施。 ”
地球工程的定义有两个要点：首先必须是人为的，以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伤害为目的；其次是大规模的，在一个区域发生的工程也会影响地球别的区域气候。
如今在美国，人们谈论的常规地球工程有两种类型。 第一类被称为太阳地球工程，主流技术路线是向大气平流层注入气溶胶，反射阳光而给地球降温，以及向海洋上方的低层大气喷洒小块盐颗粒，使云层增亮以反射更多太阳光；第二类被称为二氧化碳清除（CDR），比如向海洋添加营养物而让浮游植物大量繁殖以吸收更多二氧化碳。
在美国，围绕“应不应该”、以及“如何推动”地球工程技术发展的讨论，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4月14日，彼得·弗鲁姆霍夫接受了界面新闻的专访。
弗鲁姆霍在哈佛大学教授环境科学和公共政策，是伍德威尔气候研究中心的高级科学政策顾问。作为一名全球气候变化生态学家，他的研究从森林在减缓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延伸到化石燃料公司的气候责任，再到对太阳地球工程研究的负责任治理。弗鲁姆霍还在大气科学和气候委员会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任职，直到2021年，他一直担任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科学与政策主任以及首席气候科学家。
这次采访不仅关于人们应如何对待地球工程这样的极端技术，也关于在环境迅速恶化的当下，人类如何对待气候问题。就如同今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众生的地球”，认真对待气候变化问题以及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前沿技术，并尽量避免受到晦暗不明的地缘政治影响，意味着选择一条尽可能公允的途径，延缓或避免最终的地球灾难。
真正部署地球工程或需至少一个世纪
“未能认真对待地球工程让我夜不能寐”
界面新闻：我读过您5年前一篇关于地球工程的论文，在结论中您认为，除非有更好的社会立法保证，否则太阳地球工程研究不应该发生。现在五年过去了，地球的情况趋于恶化。您对地球工程的观点是否改变了，为什么？
弗鲁姆霍夫：为了改变气候变化的趋势，我们需要做的是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来自化石燃料的排放，并开发一些技术把碳从大气中去除。人类需要在限定的时间里完成减排，因为地球升温如此之快，已经造成了很多气候灾难。而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于用完那个减排时限了。
因此我现在认为，开展小规模的户外实验，是了解太阳地球工程的一种好方式。实验本身的影响和规模可能不大，但它代表了在全球范围内部署这些技术的意图。尽管这些部署会带来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我们真的需要从现在起就认真考虑它。
现实情况是，关于地球工程，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当一些科学实验被提出来，反对声变得很激烈。而我认为，对于科学家，特别是做有风险的或被理解为有风险实验的科学家，必须有社会责任，不仅仅是做好科学，还要与利益相关者接触，确保其支持他们的实验。目前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公共对话，我们应该更多地讨论需要制定的规则，我相信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如此。
界面新闻：目前围绕地球工程，大家有如此多担忧，包括不可预期的气候风险，以及由于复杂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和利益失衡。所以我很想知道，什么是最困扰你的？哪些问题是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
弗鲁姆霍夫：是的，有一个问题让我夜不能寐。那就是我们似乎没有真正认真对待太阳地球工程。
让我们想象一下，全球平均气温持续上升，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极端高温或气候变化的其他影响，它们决定扣动扳机，开始行动。一旦你开始部署地球工程，就必须持续长期这样做，如果工程突然终止，地球会有一个迅速的温度反弹。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个国家集团，维持足够长时间的太阳地球工程部署，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拉回到我们所需要降温的水平。这将需要多久呢？我认为至少需要一个世纪或更多时间，使温室气体回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你我都生活在这个多极地缘政治的复杂世界里，要想让各国政府之间达成协议，并在100年或更长时间内保持太阳地球工程的稳定状态，这是很困难的。很可能出现俄罗斯想要一个温度，中国想要另一个温度，小岛屿国家想要第三个温度，而美国想要其他的温度。分歧的风险将是严重的。
所以这就是让我夜不能寐的原因。我们需要现在就认真对待地球工程这种技术，清楚地思考这种全球部署和治理是否能够发生。如果不能以这种方式发生，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
比尔·盖茨资助的哈佛实验被搁置超2年
“我们需要建立地球工程户外实验的知情同意书”
界面新闻：您刚才提到哈佛正在进行的一个地球工程实验，招徕许多反对。能详细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情况么？
弗鲁姆霍夫：这个实验由我的哈佛同事计划了很多年。作为一个平流层受控扰动实验 (SCoPEx)， 旨在通过将无毒碳酸钙粉尘喷洒到大气中，来检验是否能反射太阳光，以抵消全球变暖影响。它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户外实验，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粒子是如何分散的，它们在大气中的冷却效果如何，它们的寿命有多长，这将为其他人提供关键信息。
按照计划，2021年6月，哈佛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本应该飞往瑞典北部一个拥有 2万多人的小镇基律纳（Kiruna）。在当地一家瑞典航天公司的帮助下，他们会将装载仪器的气球发射到距地表约12.5英里的平流层，并进行一些测试。在这一阶段，他们甚至还不会释放任何东西到空气中；如果成功，才迈向第二个实验阶段，向大气中释放少量碳酸钙粉尘。
但就在2021年2月，一群瑞典环境组织和土著萨米人委员会发了一封信，要求取消哈佛的实验项目。“基律纳的SCoPEx计划构成了真正的道德风险，”他们写道，并补充说该技术“具有导致灾难性后果的风险”。这引来了许多媒体报道。因为哈佛大学如此知名，而且这个实验是由比尔·盖茨资助的（盖茨在经济上支持哈佛大学的太阳地球工程研究，但并未表态支持SCoPEx项目本身），这引来了许多争议。实验不得不就此搁置，直到今天依然停滞不前。
今天依然有很多地球工程实验，以计算机建模的方式在进行，但没有其他严肃的科学实验是在户外进行的。
界面新闻：哈佛的实验没能进行下去，在科学层面是可惜的。如果想促进这种小规模户外实验能顺利开展，您有什么建议？如何促进在这类实验的公众沟通？
弗鲁姆霍夫：在哈佛项目中，我帮助建立了一个第三方监督委员会，以确保该实验应该通过哪些适当的步骤来获得社会许可。 但显然，我们在激发公共对话方面做得还不够。我们需要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有关实验的决策中来，需要公众的“知情同意书”。
为做这些小型户外实验找到一个监管系统和实践机会是如此重要。我还曾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一套关于太阳地球工程研究项目和管理的建议。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建立许可制度，给研究人员制定一套关于负责任研究行为的准则。就像其他有风险的研究领域一样，比如克隆人和核武器，我们都曾做出过规定。我们应该就在什么条件下做什么样的地球工程研究做出审慎决定。
同时我也强烈认为，这套许可制度应该是国际性的。美国、中国，还有其他国家，包括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和地球工程影响的全球南方国家，都应该参与进来。我认为，联合国需要就地球工程研究达成一种协议。这种联盟协议可以从几个国家开始，但它需要有包容性，因为地球工程就像核武器的大气层试验一样，不会局限于任何特定国家的边界，因此它需要跨边界和全球性的治理。
界面新闻：您怎么看待一些创业公司正在做的事情，比如Make Sunsets？他们似乎已经向平流层发射了一些粒子。
弗鲁姆霍夫：我认为它应该被描述为一个宣传噱头，在这个意义上它成功了，得到了很多关注。但我不认为它是严肃的科学实验，它从未得到任何形式的批准。它的目的是为了挑衅，它应该受到规则和法律的约束。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企业行为也需要有许可制度，你必须申请权利来做一些疯狂的事情，比如释放颗粒到大气中。这些行为需要在管理的支持下，需要有适当的审查，以确保它的环境影响是最小限度的。
因此我认为，该公司的价值在于促使政策制定者认真对待地球工程户外实验的管理。目前，美国或其他国家还没有关于大气层中任何规模研究的管理制度。我们需要允许一些，并限制其他。就像1963年，各国聚在一起，决定禁止核武器的大气层试验；还有在生物工程方面，虽然没有全球治理，但有许多关于限制人类种系基因组研究及其应用的全球对话。
“任何国家单独启动地球工程都是危险的”
气候治理需要公正包容的国际治理结构
界面新闻：您几年前写的一个报告，推动美国开始探索是否成立专门的、由联邦资助的太阳地球工程研究机构。后来，您又特意加上了国际合作的建议？
弗鲁姆霍夫：是的。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包括美国、中国，单独启动地球工程都是不合适的，也是危险的。我们需要在“研究什么”，以及“如何管理”方面进行国际合作。
例如，现在的美国正处于一个非常积极参与减排的时期，我们在通过政策加速清洁能源技术的转型。但也许下一届政府会决定减少投入、或做不到同样的承诺。如果美国单独行动，可能会指着太阳地球工程说，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不需要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这将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正如巴黎协议一样，它是复杂的，是由国际共识决定的。关于一个复杂的、可能带来风险的、但也许是必要的解决气候问题的方案，最终一定受益于国际合作。
有一些社会科学学者大声争辩说，地球工程的国际治理是不可能的。但我认为，我们需要认真的审视和研究，不然没办法做出判断。我们需要认真探讨这一技术的国际管理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以便更好地了解不同治理制度下的相关风险；我们需要假设地球工程可以被部署，然后思考需要匹配什么样的治理机制。
界面新闻：中美是两个排放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特别是在部署地球工程这种可能带来风险的技术时，您认为国家之间应该如何加强合作？
弗鲁姆霍夫：现在，气候对话因政治而变得困难，这让我深感不安。如果我能挥舞一个魔法棒，我会让两国官员坐在一起商量气候合作，或者是开展基于尊重的彼此竞争。
我对竞争没有意见，但是国家之间需要能够相互交谈，并且有一种信任，这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是缺乏的。气候问题不会自行消失，如果我们不解决它，它就会变得更糟；除非我们共同解决它，否则就是无解。
界面新闻：您是气候政策方面的高级科学政策顾问，曾为美国许多不同政府部门做过咨询报告。您怎么评价和展望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变迁？
弗鲁姆霍夫：就在去年夏天，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名为 "通货膨胀削减法案 "的立法，为清洁能源的过渡创造激励措施和资源，这是美国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但另一方面，认真对待地球工程，意味着认真对待去碳化，减少采用最糟糕应对办法的可能性。今年3月13日，拜登政府宣布批准康菲石油公司的 Willow 项目，无视数百万人出于对气候变化的担忧而提出的停止该项目的请求。这个项目每年造成的碳污染相当于道路上的 200 万辆汽车。
在我看来，认真对待去碳化，意味着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切实地进行减排。我们也可以投入一小笔数额，真正去研究地球工程技术和治理框架，为做出明智的选择提供科学信息基础。有了这些信息基础，我们就有能力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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