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笔者写过文章《基于批驳伪史论，评价<中国景教>》，立足点在评价朱谦之先生的《中国景教》，体现学术专著对于反对伪史论的价值。这段时间，笔者钻研了几部景教及三夷教的历史专著，如，姚崇新、王媛媛、陈怀宇的《敦煌三夷教与中古社会》、林悟殊的《唐代景教再研究》、陈怀宇的《景风梵声——中古宗教诸相》、荣新江的《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古中古与外来文明》等，进一步发现关于西安大秦景教碑的伪史论是毫无逻辑的诡辩和造谣式证伪。本文主要针对伪史论大佬黄某某男教授的大作《西安碑林“景教碑”和开封“犹太碑”竟是伪造？》中关于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部分，选取主要条目逐一进行反驳。

碑文是波斯僧人景净撰写， ……碑文1800字，旁征博引中国经典：引用《易经》30处，《诗经》30处，《春秋》20处，对中国经典如数家珍，波斯僧人景净绝对做不到，金尼阁也写不出，只有“习彼教”的中国教徒王徵才写得出。王徵本是进士，引用儒家经典写这样的碑文，文才绰绰有余。 （参见黄某某的《西安碑林“景教碑”和开封“犹太碑”竟是伪造？》）

请问黄大师哪只眼睛看到碑文是景净撰写的？西安景教碑开篇“大秦寺僧景净述”，伪史论者就是这样瞪着眼睛造谣吗？西安景教碑没有用景净撰，而是景净述，说明碑文大意由大秦僧景净口述，请来中国文人润笔撰写。这也就是碑文很有文采的原因之一。

(资料图)

回到西安景教碑的问题，碑文确实引用了一些中国典籍，这接近当时碑颂的体例，且与唐朝中晚期的古文运动相联系，更加证明了碑文的真实性。所谓对中国典籍如数家珍，波斯僧净做不到，明朝耶稣会可以做到，是黄大师自己的主观预设。景净等人刻碑之时，景教已经流行中国140多年，当时在中国既有很多文人信徒又有一定人脉。根据荣新江的论文《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景教徒李素任职司天台，其子科举入仕，这还是普通的信徒。景教宗教领袖景净更加是饱学之士，口述有文采的内容，还可以通过人脉请到儒家文人撰写，在情理之中。反观明朝的耶稣会，来华不过几十年，人生地不熟，找一个在明朝写八股文的王徵去伪造唐朝文风的碑文，无异于天方夜谭。唐朝距离明朝数百年，朝代更迭，句式、用词和文字的写法都变化，王徵很难在行文中隐藏或者回避明朝痕迹，然而，目前在景教碑碑文造句用词字体等方面没有发现任何明朝的痕迹。可见，西安景教碑引用中国典籍就认定造假，是伪史论者武断地过度推理。

一切都是传说，来自欧洲传教士和中国教徒的传说。中国历史毫无记载，而西方极其重视。剃头挑子一头热。 （参见黄某某的《西安碑林“景教碑”和开封“犹太碑”竟是伪造？》）

关于景教碑的来历，在笔者之前的专栏文章《基于批驳伪史论，评价<中国景教>》中已有介绍，本文不再赘述。最早关注并研究大秦景教碑的确实是来华耶稣会的传教士（如阳玛诺）和中国天主教的知识分子（如李之藻），主要以耶稣会的角度解读大秦景教碑，考据工作不多。但是，明清时期研究大秦景教碑的不是只有宗教人士，还有很多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很多非教徒撰写的书籍，如，明清语言学家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王昶的《金石萃编》、叶奕苞的《金石录补》、林侗的《来斋金石考略》、毕沅的《关中金石记》、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钱谦益的《景教考》和杭世骏的《景教续考》等，都对大秦景教碑有记载或者考据，都承认大秦景教碑的真确性。所以，一切来自欧洲传教士和中国信徒的说法根本不成立。

碑文来自对中国史籍的附会。最重要的“史实”，唐太宗在义宁坊为波斯僧人建寺之事，是附会了宋朝宋敏求《长安志》第十卷：“（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时间（贞观十二年）和地点（义宁坊），与石碑都对得上。但这里，胡寺根本没有说是景教寺。胡僧也不叫阿罗本，而是叫“阿罗斯”。 阿罗本来自大秦，是附会《唐会要》第四十九卷：“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但阿罗本是波斯僧，并非来自大秦。 （参见黄某某的《西安碑林“景教碑”和开封“犹太碑”竟是伪造？》）

这就典型的伪史论诡辩论的伎俩，如果研究西安景教碑时学者没有发现其它相关的史料，伪史论者就说景教碑是孤证；现在有大量的景教碑相关资料，伪史论就认定西安大秦景教碑附会了这些中国史籍。我侪来看看学术专著的原文，参考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册，第188——190）里所作的综合报告，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十记“义宁坊有波斯寺（原注本名熙光坊，义宁元年改）。唐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阿罗斯即（西安大秦景教）碑文中阿罗本之误。阿罗本为大秦僧入中国之始，宋时已有言之，固非明时伪造虚构之名也。又有，《册府元龟》第九百七十一卷载：“开元二十年九月，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朝贡。”又卷九百七十五载：“开元二十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来朝，授首领为果毅，赐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放还蕃。”僧及烈之名，亦见于（西安大秦景教碑）碑文中。

写《长安志》时西安景教碑已经淹没无闻，宋敏求应该是通过其它渠道获得阿罗本的史实，只是由于年代久远阿罗本的名字传为阿罗斯。如果耶稣会徒附会古籍，为什么不直接用阿罗斯的名字，这样不是更与古籍相符，改成阿罗本意义何在？至于《长安志》记载阿罗斯是大秦僧，《唐会要》记载阿罗本是波斯僧，这主要是由于在天宝四年朝廷改波斯寺为大秦寺（下文详议），《唐会要》是比较原始记载，所以称波斯僧，《长安志》是天宝四年后的记载，所以称大秦僧。西安大秦景教碑建碑于唐建中二年，在天宝年间之后，自然用大秦僧的称呼，很符合版本学的考据，更加证明了西安大秦景教碑的真确性。

为了进一步反驳黄大师的附会说，我侪再来看看学术专著的原文，还是参考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册，第188——190）里所作的综合报告，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梵文教授高楠顺次郎发现唐德宗时，西明寺僧圆照所辑《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有一节载“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密经》译成七卷。时为般若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珠，图窃虚名，匪为福利，录表闻奏，意望流行。圣上睿哲文明，允恭释典，察其所译，理昧词疏。且夫释氏伽蓝，大秦寺僧，居止既别，行法全乘，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弘阐佛经，欲使教法区分，人无滥涉，正邪异类，泾渭殊流。”是则景净、弥尸诃等名，同时亦见之它书也。又有，（西安大秦景教碑）碑文称中国为秦尼斯坦（Tzinisthan），长安为克姆丹（Kumdan），洛阳为撒拉哈（Saragh），（参见梁时科斯麻士之《秦尼策国记》，隋时东罗马史家席摩喀塔《陶格司国记》，宋文帝时亚美尼亚史学家摩西之《哲那斯坦国记》。）此等名词为古代亚洲西部各国与中国交通所有之名词，近代史地学专家始发明其究竟，匆促间断不能虚构伪造之也。还有，1908年法人伯希和在敦煌鸣沙山石室中发现《景教三威蒙度赞》一卷，《尊经》一卷，法王题名录并按语，均为唐写本。卷中所言唐太宗贞观九年僧阿罗本景净及圣父译为阿罗诃、圣子译为弥施诃，均与（西安大秦景教碑）碑文同。译经者为宰相房玄龄亦同。

所以说，与西安大秦景教碑内容对应的文献包括：宋敏求《长安志》、《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在这些生僻分散的史料里选取内容附会而不穿帮，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明朝的时候《贞元新定释教目录》没有解读，《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没有发现，长安称为克姆丹等内容没有研究，传教士根本不穿越时空附会。所谓西安大秦景教碑附会中国史籍完全是没有证据且不合逻辑的诡辩。

经教并非景教。石碑所谓“景教”，是附会了“经教”之说。在发现景教碑之前，中国史册里从未出现过“景教”之说。中国史籍中只说有波斯教，波斯经教，或者波斯祆教、拜火教、火教、火祆教等，从未有说什么“景教”。 大秦寺不等于大秦景教寺。直接把大秦寺说成是大秦景教寺，毫无根据。 （参见黄某某的《西安碑林“景教碑”和开封“犹太碑”竟是伪造？》）

这里笔者要证明景教不是经教、祆家教和摩尼教。黄大师在这里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也没有说清楚他说的“经教”到是什么。佛教里确实有经教这个词，但不是一个佛教流派，指的是用经文传教的方式，以区别“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教学方式。《唐会要》里的“波斯经教”显然是的宗教流派，佛教没有任何一个流派称为波斯经教，所以“波斯经教”只可能是景教的别称，不可能附会佛教的经教。

为了进一步理清景教不是佛教，笔者可以分析上文提到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密经》译成七卷。时为般若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珠，图窃虚名，匪为福利，录表闻奏，意望流行。圣上睿哲文明，允恭释典，察其所译，理昧词疏。且夫释氏伽蓝，大秦寺僧，居止既别，行法全乘，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弘阐佛经，欲使教法区分，人无滥涉，正邪异类，泾渭殊流。”这里称呼景教碑的口述者景净为“大秦寺僧”，可见，景教被统治者称为大秦教。而景净要与佛教高僧般若一起译经，德宗皇帝嫌弃景净不是佛教徒，“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弘阐佛经，”弥尸诃就是景教里的弥赛亚，即耶稣基督神性身份。我侪可以明确景教不是佛教，就是基督教的分支。当然，伪史论者也可以说波斯经教是祆教或者摩尼教。那么，有没有可能景教就是祆教或者摩尼教呢？不可能。

在《景教三威蒙度赞》等文献里，大秦教自称为景教，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里出现了大秦寺主，结合资料我侪可以确认，景教称呼自己时使用景教、景僧、景寺，教外之人称呼景教时使用大秦教、大秦僧和大秦寺。当然，教外之人包括唐朝统治者对景教的称呼有一次转变，《唐会要》卷四九玄宗天宝四载（745）的诏文：“ 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者，亦宜准此。”我侪可以看到，景教在天宝四年前被统治者称为波斯经教或者波斯教，称呼景教寺院为波斯寺或者波斯胡寺。这主要是由于阿罗本等景教僧人由波斯出发经过海路到达广州，然后来到京城，统治者一方面当时不确定景教的发源地是大秦，另一方面故意矮化外来宗教，就称呼景教为波斯经教。天宝年间，随着来华景僧的增多，景教徒再三向朝廷说明景教与其他来自波斯宗教的区别，才有了《唐会要》卷四九玄宗天宝四载（745）的诏文。我侪可以清楚的看到改名字的不是一两座寺院，是两京和天下诸府郡的寺院，也就是说，唐朝政府统一把一类寺庙从波斯寺改成了大秦寺。当然，我侪不排除个别佛教或者祆教的寺庙本身名号是大秦寺或者波斯寺，如，盩厔大秦寺就是佛教寺庙，只是名字碰巧叫大秦而已。但是，佛教、祆教和摩尼教的寺庙没有统一从波斯寺改成大秦寺的经历，佛教的寺庙就叫寺或者庙。祆教的寺庙一般叫祆（神）祠，官方祈雨的场所之一，与大秦没有关系，不可能被称为大秦寺。摩尼教两次传入中国，第一次是在武则天时期，中亚教会传入中国，不是波斯总教会，第二次是在安史之乱后，跟随回鹘大军传入中国，与波斯、大秦没有关系，其宗教场所不可能被称为波斯寺或者大秦寺，而称呼大云光明寺或者摩尼寺。另外，景教的神职人员统称景僧或者大秦（波斯）僧，而佛教僧人就称僧，不会统称景僧或者大秦僧，祆教和摩尼教的人员连僧都不称，唐朝祆教的神职人员称穆护等，摩尼教称大摩尼、小摩尼等。总之，从寺庙和僧侣称谓上看，景教不可能是祆教或者摩尼教。

再有，通过对会昌法难的分析，景教（大秦教）也不是佛教、祆教、摩尼教。早在唐武宗会昌三年，朝廷与回鹘交恶，摩尼教吃刮捞，被禁断。等到了会昌五年，武开始灭佛，景教和祆教也跟着吃刮捞，遭到禁断。我侪看原文，唐武宗在会昌五年（845）八月颁布了《毁佛寺制》，敕：“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象教浸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於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洎於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於土木之功，夺人利於金宝之饰，遗君亲於师资之际，违配偶於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僣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天下，执此二柄，用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贞观开元，亦尝厘革，划除未尽，流衍转滋。朕博览前言，旁求舆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而中外诸臣，协予至意，条流至当，宜在必行。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何让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馀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馀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录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祓二千馀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本纪》有载：“僧尼不合隶祠部，请隶鸿胪寺。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胡三省评注道：“大秦穆护又释氏之外教，如回鹘摩尼之类。是时敕曰：「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並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远处收管。」”文献里称呼大秦穆护是“邪法”“外教”，明确表示他们不是佛教。大秦与穆护并立，可见他们不是一个宗教。穆护是祆教的神职人员，这里指代祆教。大秦就是景教。我知道伪史论者可能采用文字游戏，诡辩说大秦是穆护的修饰词，但是祆教的发源地不是大秦，没有人会用大秦修饰穆护，而且这是官方文件，遣词造句务必严谨，用大秦修饰穆护会产生歧义，岂不是说来之大秦的穆护要还俗，其它地方来的穆护不用管！总之，通过会昌法难及相关文献的考据，景教不可能是附会佛教、祆教、摩尼教而编造出来的。

还有很多史料证明景教不是佛教，不是祆教，不是摩尼教。如，唐鄂州永兴县在长庆年间（821-824）撰《鄂州永兴县重岩寺碑铭》，文曰：“故十族之乡，百家之闾，必有浮图，为其粉黛。国朝沿近古而有加焉，亦容杂夷而来者，有摩尼焉，大秦焉，袄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其所以知西人之教，能蹴踏中土，而内视诸夷也。”这里说的释寺就是佛寺，“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说明三夷教不是佛教，而“摩尼焉，大秦焉，袄神焉”的表达方法也说明了大秦教（景教）与摩尼教、祆教并立，不是一个宗教。总之，在古籍方面有大量的资料证明景教不是明朝人编造的。

补充一点，近现代考古学也进一步证明了西安大秦景教碑的一些内容，在高昌城东发现了景教教堂遗址，后殿在东面，也就是正壁在东面，礼拜方向朝东，这与西安大秦景教碑记载的“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一致。 唐朝来华的佛教、婆罗门教、祆教、摩尼教都没有拜东的习俗，只有景教有向东方礼拜的习俗。难道明朝传教士伪造西安大秦景教碑后，还伪造了高昌遗址，等到近现代由考古学家发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综上所述，西安大秦景教的真确性已明，黄大师的西安景教碑造假的文章可以说是错漏百出，毫无学术价值，没有任何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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